文／紀國鐘， 原文刊載於台灣英文新聞
圖／Pixabay
美中貿易戰以關稅開始，緊接著就是匯率賽接捧，其實終極爭議還是科技的專利、技術機密、關鍵零組件及生產地的輸出管制之戰。美國以中國的科技間諜及竊取技術機密為由，將中國的通信網路及天眼監控系統廠商列為實體黑名單，要求世界各國廠商將生產的關鍵產品賣給華為等中國廠商前，須依美國管制規範申請許可才得賣，如果這些產品使用了美國管制的智財權超過20%以上（目前生產母機的技術尚無須計算在內）。一年前美國對中國中興電子禁運已經造成該公司停擺，華為則全力聯合歐洲英、德及韓國企圖突圍中。
台灣在這個戰役中如何因應，已是國內各界的熱門議題，媒體大多將台灣的因應之道定位為選邊的命題，這是值得商榷的。回顧過去自1949年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時期，西方反共自由國家在巴黎建立的一個針對蘇聯共產集團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實施禁運和貿易限制的管制統籌委員會(CoCom)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1996年隨著中國在經濟開放改革後的18年，西方40個國家簽署了瓦聖納協定(Wassenaar Arrangement)，開始了對其他非簽約國的傳統武器與軍民兩用貨物與技術的出口管制。台灣的科技產業自1975年從美國引進集體電路技術開始，不僅帶回來了第一代科技創業者，並且也大量培育國內大學研究所及為數不少的研發工程師，已經將國內各種產業的技術提升到國際已開發國家之列，並且國內科技法規環境皆已轉型符合國際智財規範的情況，我們早已在美國領導的自由貿易陣營內，不僅是搭上技術生產的順風車出口世界各國也造就了台灣經濟奇蹟，並且已是全球生產鏈的重要貢獻者。那麼為什麼將台灣已被接受為已開發國家，政府全然不干預業者國際化的情況下，還有選邊的假議題呢？原因在於天安門事件後，世界各國抵制中共政權，中國因而大力利誘台灣的電子等科技廠商到中國投資設廠。這可以由李登輝時代的戒急用忍，陳水扁時代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以便抗拒磁吸效應來理解，台商大膽西進將生產鏈搬到中國的情況也達到有掏空台灣產業的疑慮。部分在國內生產的關鍵零組件出口到中國的台商組裝再出口歐美各國，而不是在中國市場消費。近年來台灣出口到中國的總值已佔台灣對外出口總值的40%，而中國對美國出口更是不斷上升，而且又提出2025中國製造的國家方針，全世界為之震撼。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總統川普不得不出手打這個美中貿易戰的原由。所以對台灣而言，我們自始自終都在美國自由貿易陣營裡，過去台商只是外流到中國生產，利用他們的土地、勞工及政府補貼及關稅優惠而已，我們仍然以歐美市場為主。目前中國這些有利投資條件正在消失中，台商生產已大舉從中國出走，所以在這貿易戰中，台商是順勢自中國生產撤出，不是選邊的問題。
台商撤出中國的大勢已成，但自台灣繼續流往中國的技術及人才如何防堵才是全國上下需要想出符合自由民主國家的法律規範，又符合台灣國家利益的課題。當務之急尤其是政府必須建立周全的法規，才不致於被美國列為中國共犯蒙受高關稅等不可承受的傷害，這是我們必需全力積極努力的方向。
我們的應對方案方向即定，就不必再爭論選邊的問題，而是如何堅守在歐、美、日等科技先進國家陣營，第一、以國際規範防守台灣的技術及產品外流到中國。第二、阻止中國利用台灣為轉口站，嚴守台灣製造，MIT品牌的被利用。第三、產業界、研發界及大學的人才與中國的互動必須訂定新規範，立法要從寬，但嚴格執法，目的不是在防範君子，而是要讓千分之一的投機個人承擔更大風險。仿效美國的事前申報的作法，並且確立報備聲明的法律效力，事後查出隱瞞欺騙則重罰。這種制度在美國行之有年，不僅有效且不擾民，是即可保護國家安全又可保障人權的良方。
最後我國一定要堅守民主陣營的立場，不要忽視中國是共產黨專政及國家計畫經濟的特異政體，尤其他對台灣是有主權威脅的，我們要採取特殊關係的一貫立場，以兩岸人民條例由陸委會主政來處理對中國的經貿議題，行政院及其所屬部會以及主管之法律，只適用於不含中國在內的國際各國，如此我們才能自我解放的在自由世界的陣營裡，發揮並成長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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